第一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科学道德建设为什么那么重要。原因非常简单，因为创新需要去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，想别人还没有想到的问题，创新也要去看到人家没有看到的东西，而且你还要去做人家没有做的东西。所以对于一个实验结果，你所做出的结论，是你基于创新进行的独特想法，还是有意作假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大家是看不出来的。
 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在科学界里，一个科学家的诚信，就是说我不是有意去作假，这点非常重要，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基础。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为什么科学家对诚信那么看重。大家都知道，DNA，核糖核酸，脱氧核糖核酸是我们的遗传物质，1944年艾弗里和其他两个人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，大家高中的时候就应该学过，证明DNA是遗传物质。但这个结果在很多年里并不被大家接受，原因是为什么呢？现在过了50年，我有时候上课还是会把那篇文章拿出来讲。那么重要的一个实验结果，为什么大家不去接受？现在我们回去看，质疑他这个结果的，不是因为他作假，说我不相信DNA是遗传物质。一直到沃森、克里克把DNA的结构解出来以后，大家知道DNA怎么能够遗传了，这样大家才接受。大家都想得诺贝尔奖，艾弗里跟那两个人，做了这么大的贡献，并没有得诺贝尔奖。所以后面利用他们结果得到诺贝尔奖的人，他们演讲的时候首先要承认艾弗里这三个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。
 

　　可以想象，如果你是一个假结果的话，是编出来的东西的话，科学家把你的结果当真的，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，哪怕最后证明你是错的的话，浪费掉的资源，浪费掉的精力是没法计算的。所以虽然科学最终能证明你这是一个谎言，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浪费，在西方学界里面，对于造假绝对是零容忍，只要发现，就必须把你赶出学术圈，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。大家有时候会想到，科学家为什么会造假，我讲得比较简单点，可能就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他有毛病，他就是要造假，在美国学界也有这样的人，他就是把做假不当回事；而更多的另一种可能，也许更适合于中国，至少我跟国内的普通科学家交流的时候，他们很多人觉得现在很多制度是在“逼良为娼”，你这么天天评估我，弄得我没办法了，我才去作假。
 

　　我今天想讲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，一方面我们要严厉惩处作假，另外我可能更着重一点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评估制度改善了以后，减少这些“逼良为娼”的现象。其实前两年我也经历过我们系里一个同事的事情，也是一个作假的事情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文章出来以后，有一个竞争对手把他的文章从头到尾看得非常仔细，看到其中一个图里面有一条带，说这条带肯定是假的，是他编出来的，然后就举报到我们学校。那个人正好是教授评终身教职的时候，一评评两年，我们觉得很纳闷，因为要拿终身教职虽然很难，也确实需要很长时间评估，但也不至于两年的时间。后来有一天突然给我们开会说，他这个长，不是因为终身教职评的长，而是因为有人举报他作假，所以调查需要花时间。耶鲁学院的院长跟我们系主任说了以后，然后在学校里找了三个很著名的教授，让他们把他所有的结果通通看一遍，不仅是举报的这张图，他在耶鲁十年的结果通通看一遍，看有没有作假。最后得出的结论好像是，其他的实验没有作假，就这么一张图，让他把原始数据拿出来，果然是他自己编的。看完以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，说他是作假。下面就决定我们要不要给他惩处。这个人的文章发表的是非常好的，科研经费也非常多，一年大概有200万美元的经费，这在美国是非常多的。最后，考虑到大家都是同事，有很多私人的感情在里头，但我们最终觉得还是应该零容忍。哪怕这个对他实验结果一点都不影响，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图，就要他做个对照，他没做，编了一个，结果最后没有拿到终身教职。
 

　　这件事情说明三点，第一个是实验结果的对错，还有这个举报者的动机，应该跟我们的调查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管人家的动机是什么，不管他的结果对错，只有一个问题你要调查清楚，那就是他有没有作假。第二个就是惩处的力度必须达到不让他抱有侥幸心理。第三个就是在调查过程中，一定要保护被调查人的隐私和权益。所以在这整整两年当中，全校只有几个人知道他在被调查，别的人谁都不知道，一直到查处以后，才跟他的学生说一下，你的老师有这个问题。但到现在我都不能讲这个人的名字，如果我现在把这个人的名字讲出来，回去我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惩处方面，我就讲这么一个例子。
 

　　下面我要讲的是我们的“逼良为娼”怎么避免。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去完善一个评估体制。有时候跟中国的同事聊天，会说中国现在正在发展，处于改革开放当中，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。我的理解是，这可能是激情和理性的冲突，激情就是现在中国落后，于是我就先改革，先去做了再说。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，当我们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也许我们需要理性地考虑一些问题，然后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来。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，怎样去完善评估体制，那就是我们很理性地去讨论问题的根源，问题的本质是什么，然后看看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方法。
 

　　我提出的观点是，大师你基本上是培养不出来的，我们做生物学的都知道，我们的遗传决定了很多的能力，我们的大学、科研机构所能做的，只是创造一个环境，能够让每个人才把他们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。遗传告诉我们，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，但是遗传不能告诉我们，这个人的最高潜能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个环境。在这个环境里，让大家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大学、研究机构要建立一个评估体系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。如果你不能搞清楚，就没法制定一个很好的评估体系。
 

　　既然我今天在南开大学，我就以大学为例。今天有很多大学生在这里，我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，你们为什么要上大学，你上大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其实有两种人，一种人说，我就是想学一点知识，掌握一门技术就行了；另外一种人会说，我希望把自己的能力培养好以后，将来可以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。针对这两种学生，其实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培养方法。只是想学点知识，掌握技术，将来有平稳的生活，这无可非议，这样的学生很多，他们有这样的人生目的，也应该支持他们。那另外的一类学生，真的想变成陈省身，想变成爱因斯坦，这样的人我们也要支持。一个大学，首先要搞清楚你要培养哪一类的学生，你是两类学生都培养好，还是只培养其中一种。
 

　　当然，关键问题是你如何去做。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，一个是你要培养哪一种学生，当你确立好之后，你需要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，当你搞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后，给他们这样的支持你又需要什么样的老师。就这一点，在中国很多大学的改革过程中，并没有完全搞清楚。至少通过我从外面往中国里面看的话，发现整个评估体系非常混乱。混乱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最根本的问题没有想清楚。当然，我们耶鲁大学是倾向于培养学生能力，而不是培养技术。其实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也讨论过这些问题。在西方社会，2000多年以前就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就说你培养什么样的人。在美国大学里现在分两类，一类是通式教育，这个课程一是教学生很多基本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、思维能力。这些跟我们的职业教育完全反过来。比如说耶鲁大学也有商学院，也有医学院，也有法学院，这些学院是职业学校，是教学生一种专门的技术、一种专门的知识。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培养采取的是通式教育。
 

　　2000多年以前，西方学界就在讨论，我要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。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，要求这个人必须懂语法，讲话不能语无伦次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必须有逻辑，没有逻辑也不行。第三，他必须会演讲，不会演讲的话，他也不能把他的想法，把他的知识讲出来。他必须有算术的知识，有几何的知识，有天文的知识，有音乐的知识，这已经是公元5世纪的时候了。就是说，你要培养一个自由人，你需要培养他们这么多的知识。到了中世纪，大学里这些东西都要学，但是有先有后，首先要把语法、演讲、逻辑能力培养出来，教完之后再去培养他的算术、天文、几何知识。社会在发展，西方一直在讨论对于通式教育要教什么。到了文艺复兴时期，艺术开始发展起来，建筑，绘画这些东西他们也需要学习。到了现代的美国，耶鲁大学也好，哈佛大学也好，你要懂文学，也就是语言，你要懂哲学，要懂历史，还有那些自然科学，物理、化学、数学这些东西。其实爱因斯坦把他归结的最好，叫value of education，是让学生去思考一些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，不是掌握点知识就行了，it's to think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learned on your text book.通式教育的目的是用来发展一个人的个人能力跟知识能力，而且培养他带有批判性的、很清晰地去思考的能力。他能做出很明智的判断，然后他在行为上必须是很有人性的，非常负责任的，很愿意跟人家共同合作的。他还能够很明确地去跟人家沟通。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。这样的人，他有这样的能力，将来他就可以解决现在专家还没有问的问题。
 

　　那你下面要做的事情，就是需要什么样的老师。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喜欢讲名师出高徒，你拜个名师，就能成为名师那样的人。其实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讨论，但其实最后得出结论，并不需要这个样子。所以在西方大学体系里面，进行通式教育的有两类学校，一类就是像耶鲁大学一样的研究型大学，另一类就是人文学院。很多好的人文学院，在美国名声跟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是一样的。但这里面存在一个本质的差别，它对于教师的作用的想法不一样。比如说人文学院，它觉得要教好这些学生，一个老师并不需要是大师，他只要能认认真真地把大师是怎么成功的，知识是怎么得来的搞清楚，把这个教给学生，他就可以培养学生。而研究性的大学不一样，我们是让那些不是收集知识的老师，而是他本身在创造知识的老师来教授学生。这就是我之前说的，一个学校为什么要先搞清楚你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，你要搞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教授来培养这样的学生。
 

　　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耶鲁大学的培养理念到底是什么。第一，我们要给学生一定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们的脑子增加能力，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。耶鲁大学可能更倾向于让学生脑子的功能增加。一个大学必须搞清楚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。还有就是学生来了以后，你让他做什么。耶鲁大学就是觉得学生来了以后，是他人生的一个探索阶段，可能有些学生已经对某样东西感兴趣了，他可能去做更深的探索，同时我们也鼓励他去做新的探索。其实我们讲到底，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，避免造假这些事情，一个在追求理想，追求兴趣的人，这样的人很少会有造假行为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讲要把办学理念搞清楚的原因。我们现在需要三方面的知识：一个是文学与艺术，一个是社会科学，一个是自然科学。还需要三个技术能力，一个是你必须懂外语，第二个你必须有量化思考的能力，第三你必须会写作。选课的话，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，这方面的课都必须选。
 

　　我们怎么来完善这个评估体系。一所大学，必须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教育与科研的系列。在耶鲁大学里，教授有两个很大的系列，一个系列就是我们讲的终身教师系列，必须又得教学又得科研，不管是拿诺贝尔奖的也好，院士也好，普通教授也好，你必须得教学，每人上课的量是一样的。还有就是纯科研的终身教授系列，在医学院里面，他不需要教学。所以说不想教学的人，就不可能把工作找到耶鲁的本科学院里面去，他就找到医学院去了。如果我是不想搞科研的人，我就到非研究型大学去了。还有一个非终身教师系列，这里面分三个，一个是讲师系列，纯教学的，还有一个科研系列，还有临床医生，纯临床的。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东西是你必须先挑选，而不是我先做两年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。选完以后就按照规定评估，而且不能反悔。
 

　　最后我想讲的话，就是完善评估体制为什么那么重要。就是避免把那些有理想的人，想做点实事的人约束起来。一个评估体制最终决定了你这所学校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人。对一个新的科学家的评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这里我给大家看两个实验结果。我们人有思维，思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脑子，我是搞发育生物学的，发育生物学中很多人都想知道我这脑袋是怎么来的。这里有两个结果，一个结果是：这是一个小鼠，从爪腹部长出一个大脑袋出来。另外一个结果是一只小鼠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脑袋。那两篇文章都是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的，这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杂志。这两个人在申请你这个大学的时候，你要挑哪一个。内容一样，文章发表的也非常好，那你下面要做的事情是，你怎么去评估。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来决定是要这个人还是那个人。那个让爪腹部长出一个脑袋的人，他是把脑袋怎么长出来了解的很清楚，他想到了人家没有想到的东西，用到了人家没有用过的技术，他找了一个基因出来，把这个基因放到另外一边以后，让它在腹部长出一个脑袋。而另一个人，他在研究一个基因，把它去掉以后，运气非常好，脑袋没有了。在美国大报小报都登出来，科学家找到一个基因，是做脑袋用的。大家可以去想，想清楚你学校要办成什么类型，然后决定你会找哪个人。
 

　　（钟伟民 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　　本文根据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发言录音整理）